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指组织、领导或者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对组织、领导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对所有成员的犯罪行为负责，造成他人伤亡构成其他犯罪的，数罪并罚最高可处死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高利贷犯罪并不必然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联系在一起，但有的高利贷为了保障非法利益往往就具有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质，一旦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结构，通过暴力、胁迫、滋扰等手段，有组织地多次通过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进行逼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并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活动，贿赂收买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就可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去年闹的沸沸扬扬的“聊城辱母案”中涉案高利贷就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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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逼债各类罪，由于高利贷高出国家规定部分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因此，高利贷必然和花样繁多的逼债行为紧密结合，滋生各类犯罪 。比如借贷时设置隐形歧义条款，设置合同陷阱隐瞒高额利息，事后在合理债权范围外，通过暴力、威胁、欺骗等手段获取非法部分的利益，还可能涉嫌敲诈勒索、抢劫、绑架、诈骗等罪。

再如强迫借款人低价以以房抵债、以物抵债的强迫交易罪；

故意伤害借款人及其亲属的故意伤害罪；

非法限制借款人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罪；

故意打砸借款人所有物品的故意毁财罪；

破坏设备、捣毁农作物等破坏生产经营罪；

硬闯或拒绝离开影响借款人正常生活的强制侵入住宅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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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繁多，不一一举例。

高利转贷罪，是指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给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均并处罚金。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或两年内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高利转贷的符合立案标准。

目前高利贷盛行，而实际生活中少有以自有资金从事高利贷行业，很多高利贷的主要资金来源便是银行贷款，因此高利转贷行为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只是它往往披着合法借贷的外衣，暗地里用于发放高利贷，不易被发现，这种行为严重地破坏了金融秩序，有很大的危害性，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高利转贷罪是最直接打击非法高利贷行为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应加大此罪的查处力度。

这种案例虽不鲜见，实际上仍疏于打击：

沭阳周某，把个人房产抵给银行，以做工程的名义三次从银行贷款，并将贷来的款高利出借给康某，从中获利28.8万余元。被法院以高利转贷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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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均并处罚金。造成银行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或多次骗贷的符合立案标准。

骗取贷款虽然未必用于发放高利贷，但是现实中高利贷通过骗取银行贷款发放高利贷的情况也很普遍，与高利转贷罪不同的是，不仅贷款名义为假，甚至提交的贷款资料都是虚假的，实际并不符合贷款条件。此外，最重要的是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才构成此罪，此罪往往存在与银行工作人员内外勾结的情况，因此，往往与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相牵连。

由于银行内部为了回避自己的管理漏洞和责任，并寄希望于借款人能够最终偿还贷款，以及巨大损失不易认定等原因，此罪长期疏于严厉打击，但也时有案例爆出：

陈某通过伪造虚假的银行现金流量记录和产品购销合同，同时由某商贸公司及其他人为其担保，在某银行贷款人民币150万元。贷款到账后，陈某将大部分贷款用于放高利贷，而贷款到期后被告人陈某逃匿，致使银行方面无法按期收回贷款。被法院以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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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轻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最高可处十年有期徒刑，均并处罚金。个人吸收20万，单位吸收100万符合立案标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属于非法集资，是高利贷从业者又一重要的资金来源，也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可以掐断非法高利贷资金来源，净化民间借贷市场。

司法实践中也不乏其例：

句容市张某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以高息名义公开向他人非法集资近1000多万元后再高息放贷给他人，由于放出去的贷款未能及时收回,导致资金链出现断裂,至案发还有将近700万元的债务未能偿还，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连同其他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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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的行为。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最高可处十年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均并处罚金。个人集资诈骗10万元，单位集资诈骗50万元符合立案标准。

与吸收公众存款同属非法集资的集资诈骗也是高利贷资金来源的一种，与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不同的是，犯此罪的高利贷在集资时隐瞒真实用途，未将集资款按约定用途使用，而是擅自挥霍、滥用，有时因放高利贷血本无归无法返还而潜逃，因高利贷也往往与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往往集资时都允诺支付超高额回报，这些都符合集资诈骗罪的犯罪特征。

相关案例：

芜湖市一女子马利娅从事着赌场放高利贷的“生意”。以月息6%至60%不等的高额利息回报为诱饵，编造投资已中标3条高速公路等建设工程需要融资的谎话，骗取情人及其亲戚、朋友1328万元，期间，马利娅每月按时付给他们利息，后不知去向，最终被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罚金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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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行为。轻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十年有期徒刑，均并处罚金。

现实中有的高利贷为拓展业务试图正规化经营，殊不知这可能涉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不同于吸收公众存款罪与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非法经营罪，该罪金融业务范围更广、组织机构形式更正规，且没有犯罪数额要求。按照《取缔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如果机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会被认定为非法金融机构。

相关案例：

东山县陈某成立金融信息咨询公司，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将该公司按金融机构模式设立财务部、信贷部、营业部、投资部等八个部门，主要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共吸收个人理财存款15笔，合计人民币204.2万元，向林某武、陈某滨等人发放贷款合计人民币195.56万元，被法院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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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均并处罚金。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数额达到200万以上符合立案标准。

高利贷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实践中一直存在分歧。对于高利贷行为，应该看到它的严重危害，一些非法高利贷为牟取利益最大化，或玩文字游戏，设置利息陷阱，或趁人之危，利息约定显失公平，俨然旧社会的卖身契，如同赌博一样，不能让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成为其合法的挡箭牌，也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用经济思维去思考和处理法律问题。所谓的刑罚谦抑性原则也不应适用于此等严重的危害行为，因此对于高利贷不应一概而论，一般民间高利借贷与非法高利贷经营应进行区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非法办理金融业务（发放贷款的），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此次新规明确规定：“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由此看来曾经饱受争议的“非法经营罪”必然重返惩治违法放贷的舞台！

以往司法实践中高利贷被判非法经营罪不乏其例：

对放高利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03年的“高利贷第一案”涂汉江等非法经营案。当时最高法刑一庭给公安部经侦局的《复函》认为，高利贷行为系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数额巨大，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武汉中院终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涂汉江等有期徒刑三年。

之后，因放高利贷而被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时有出现。

2011年泸州何有仁违反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在未取得发放贷款的行政许可的情况下，非法办理金融业务，以月息2%—20%的高息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600余万，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被泸州中院终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并处没收财产50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3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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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些高利贷已非纯粹的民间高利借贷，一旦成为具有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地下钱庄”，包括利用POS机套现，就是不折不扣的非法经营罪，可以直接适用刑法225条第三款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处罚，实际生活中这种放高利贷的“地下钱庄”并不少见。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是指以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地下钱庄”方式，使用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结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及其资金清算的行为。